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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在明,1968年3月出生,男,汉族,山东章丘人,中共党员,山东大学民商法学士,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硕士.1995年取得国家律师资格,执业证号为11101199510528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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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中院2019年度行政审判典型案例中的涉拆迁裁判
作者: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 来源: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 日期:2020-03-23 阅读量:25

导读:微信公众号“南通行政审判”日前发布了2019年度南通行政审判典型案例,其中有4起裁判牵涉拆迁和拆违领域。在明拆迁律师特将相关内容整理如下,并进行简明扼要的解析,以利广大被征收人和违建当事人在依法救济自身权利时参考借鉴。

案例三:陈某诉某开发区管委会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案

【裁判摘要】行政诉讼中“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的理解与适用。

【基本案情】某开发区农工局与某建设开发公司签订施工合同,由其对陈某宅前往西的路段进行“维修”。陈某认为,某开发区管委会系以破坏道路的方式逼迫其搬迁,遂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其以中断道路通行对其进行逼迁的行政行为违法。

【裁判理由】一审法院以陈某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某开发区管委会存在逼迁行为为由,裁定驳回陈某的起诉。

南通中院二审认为,起诉人的诉请能够使人民法院判断其指向了一个特定的行政行为,就应当视为“有具体的诉讼请求”,不能在起诉审查阶段以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来代替行政行为是否明确的判断。

起诉人在起诉时所提交的证据或所作的说明能够表明被诉行为客观存在,且该行为与起诉人自身合法权益存在着可能性的影响,即应当认定起诉人完成了对“有具体的事实根据”的举证或说明义务。

不能以起诉人对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描述中的主观判断,影响对“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的判断,更不能因此要求起诉人在起诉时即提交被诉行为违法的事实根据。遂裁定本案进入实体审理。

【典型意义】本案明确了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有具体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的判断标准。认为只要起诉人的诉请能够使人民法院判断其指向了一个特定的行政行为,就应当视为“有具体的诉讼请求”,而不能在起诉审查阶段即以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代替行政行为是否明确的判断。否则,将可能使行政诉讼的原告承担行政行为违法的举证责任。

该案裁判进一步指出,一般只要起诉人在起诉时所提交的证据或所作的说明能够表明被诉行为客观存在,且能够认定该行政行为与起诉人的合法权益存在着可能性的影响,就应当认定起诉人完成了对“有具体的事实根据”的举证或说明义务。这对实践中行政案件裁驳率偏高的现象有一定的纠正作用。

在明律师解析:除常见的起诉确认某行政机关的强拆行为违法外,针对可能由某行政机关实施的断水、断电、断路、断气、断暖、断网,及打砸门窗等逼签行为,被征收人同样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寻求救济。

南通中院2019年度行政审判典型案例中的涉拆迁裁判


案例七:彭某诉某自然资源局行政处罚案

【裁判摘要】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过程中应依法充分保障相对人的听证、陈述、申辩等重要程序性权利。

【基本案情】2018年4月20日,某自然资源局对彭某于2017年2月擅自占用土地新建房屋的行为立案调查。

同年5月8日,某自然资源局向彭某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并告知其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及权利行使期限为三日。

5月9日,彭某向某自然资源局邮寄了《行使陈述、申辩权利通知书》。数日后某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联系并告知彭某其通知书内容不规范,后彭某于5月15日上午至某自然资源局了解情况,并于当日下午再次邮寄《听证(陈述、申辩)申请书》。

5月24日,某自然资源局以彭某提出听证申请超过了申请期限为由不予受理听证申请。6月5日,某自然资源局作出处罚决定。彭某不服,提起诉讼。

【裁判理由】开发区法院一审判决撤销某自然资源局所作处罚决定。某自然资源局不服,提出上诉。

南通中院二审认为,在彭某邮寄的《行使陈述、申辩权利通知书》存在意思不明、表达不清的情况下,某自然资源局不能仅凭该通知书的字面意思就认定彭某放弃了听证权利,其有义务通知彭某予以补正或明确,待彭某明确后重新开始计算行使权利的期限。

彭某在明确要求后,再次邮寄《听证(陈述、申辩)申请书》,并未超陈述、申辩及听证期限。某自然资源局以提出听证申请超过期限为由在未组织听证的情况下作出处罚决定,违反法定程序。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规定,对原告依法享有的听证、陈述、申辩等重要程序性权利产生实质损害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程序轻微违法”情形,应予以撤销。

在行政执法过程中,部分行政机关重实体、轻程序,对充分保障行政相对人陈述申辩权等程序性权利不够重视。本案裁判明确指出行政处罚过程中听证、陈述、申辩权利是相对人重要的程序性权利,行政机关应充分保障相对人听证、陈述、申辩等权利,以便作出公正、合法的裁决,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在相对人对行使陈述、申辩、听证权利的表达不明确、不具体的情形下,行政机关应及时通知相对人予以补正或明确,不能仅凭其字面意思就轻易地认定相对人放弃了听证的权利,否则可能将会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产生否定性评价。

在明律师解析:本案系典型的在农用地上建住宅行为的查处案件,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进行查处,与常见的违反城乡规划违建的查处主体、程序均有所不同。

根据《国土资源行政处罚办法》第27条之规定,违法行为依法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

第28条进一步规定,对拟给予较大数额罚款或者吊销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等行政处罚的,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在收到《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后三个工作日内提出。

据此,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在自然资源行政处罚中是当事人的重要程序性权利,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必须依法保障其得以充分行使,否则将会面临行政处罚决定被撤销的法律后果。

案例八:陈某某诉某市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

【裁判摘要】行政机关应在评估报告作出后的“合理时间”内作出征收补偿决定。

【基本案情】2016年8月1日,某市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对包括陈某某房屋在内的地块实施征收。经协商选定评估机构后,2017年1月26日,评估公司以2016年8月1日为估价时点,对陈某某作出房屋征收分户估价报告。

因与陈某某多次协商未果,某市政府于2018年11月2日对陈某某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陈某某不服,提起诉讼,请求撤销房屋征收补偿决定。

【裁判理由】南通中院认为,本案征收补偿决定作出时间与评估时点相差27个月,与评估报告作出时间相差21个月,参照《房地产抵押估价指导意见》第二十六条关于估价报告有效期从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计不得超过一年的规定精神,不能认定评估报告和征收补偿决定的作出是在“合理时间”之内。考虑到案涉征收补偿决定在实体内容上并未侵犯陈某某的合法权益,遂以程序轻微违法为由确认征收补偿决定违法。

【典型意义】通过协商达成协议和作出征收补偿决定是实现补偿安置的两种基本方式,在协商不能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及时作出征收补偿决定。

实践中普遍存在着协商不成又不及时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的情形,这不仅引发了评估报告适用有效期的争议,也使得被征收人及时获得补偿安置的权利受到影响,更使得征收补偿工作不能如期完成。本案裁判能够引导征收机关依法及时化解行政征收争议。

在明律师解析:房地产价格评估报告是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的基本依据,两者存在着先后的逻辑顺序。而根据一般征收项目的经验做法,征收补偿方案所确立的签约期限通常在1个月到6个月不等,很少超出6个月。

而当被征收人未在签约期限内签订补偿安置协议时,征收方依法就应当作出征收补偿决定以落实其补偿安置职责,而非继续无故拖延。

本案中的情形,若补偿决定是在涉案片区房价大幅上涨的背景下迟延作出的,则可能导致被征收人的补偿利益受损。那么补偿决定面临的就不会仅仅是确认违法判决,而是被依法撤销了。

案例九:葛某诉某街道办事处房屋搬迁协议案

【裁判摘要】欠缺意思表示一致要件的“空白协议”当属无效协议。

【基本案情】2016年10月,某街办就葛某的非居房补偿问题,承诺将按照评估公司出具的2016年评估说明支付葛某补偿款449万元,要求葛某在未填写任何内容的补偿协议上签字,并将葛某签字的“空白协议”收回。

在葛某将非居房交某街办拆除后,某街办根据评估公司出具的2017年评估说明,对“空白协议”的内容进行补填,其中,葛某的补偿总额为333万元,签订时间为2017年12月12日。

因某街办向葛某发放333万元后拒绝支付其余补偿款,葛某遂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补偿协议。诉讼中,经法院调查,评估公司承认,两次评估说明均根据某街办提出的要求出具且均未向葛某送达。

【裁判理由】南通中院二审认为,行政协议既是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行为,又具有和相对人平等协商的私法特征。协商一致是行政协议合法有效的前提及基础,也是订立行政协议时应当遵守的一项基本原则。

某街办在2016年10月与葛某签订补偿协议时,未将商定的补偿项目、金额写入协议中,而是直接要求葛某在空白协议上签字认可,违反了补偿协议内容应当具体明确的要求,使葛某的补偿利益处于一种悬而未定的状态,违反协商一致的基本原则。

补偿协议依据的2017年评估说明,是某街办指定的评估机构按指定的补偿标准和金额而出具,且未向葛某送达,违反了评估机构应独立、客观、公正、依法评估的原则。

2017年评估说明依法不能作为补偿依据。故应当认定补偿协议内容未经双方协商一致,不能体现葛某的真实意思表示。遂确认补偿协议无效。

【典型意义】随着城市建设和土地功能的调整,行政协议大量出现在土地、房屋征收等领域。行政机关在未办理审批手续的情况下,即通过协商补偿的方式进行征收,这有利于提高城市建设和土地功能调整的效率,另一方面也实现了对房屋所有权人合理充分的补偿,具有现实的合理性。

但是,行政机关在采用协商方式实施征收时,仍应当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基本规定。

因为房屋征收涉及行政相对人的财产权益,不能仅仅强调欠缺审批手续的现实合理性,就无视相关法律规范的基本要求,使征收活动完全游离于现行法律规范之外。

行政机关要取得行政相对人的土地、房屋权利,就必须与行政相对人进行协商并取得一致意见。依法行政和诚实守信是行政机关在与行政相对人签订行政协议时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

在明律师解析:这起案件中牵涉的重点问题很多,至少以下4点值得广大被征收人重视

其一,涉案项目并未办理审批手续,而是一种“协商征收”。这种涉嫌实质上的“未批先征”的变通做法因其以尊重被征收人意愿,无强制性为存在理由而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许多法院的认可。

被征收人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既然行政机关系在无征收决定合法作出的前提下迳行与被征收人协商确定补偿数额,那么就不能坑人。本案中的情形,涉案街道办可谓诚信尽失,也令其整个征收行为陷入了无法律依据的尴尬境地。

其二,“空白协议”是真的存在,而非被征收人群体虚构的。本案的这种情形下,这路协议打死也不能签。

其三,签完字不给协议原件,同样是真实存在的,不是瞎编的,所以一定不能答应,起码得进行拍照、录音以留存签约的证据。

其四,涉案评估公司出具的所谓“评估说明”究竟是不是合法有效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报告,疑问重大。街道办与评估公司“私下操作”且未将其依法送达给被征收人的做法导致了评估说明的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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