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在昌平区回龙观街道龙域中心西侧响起，一排排被标记为“无证”的商铺应声倒下。飞扬的尘土背后，是店主们茫然而焦虑的面孔：“我们投进去的钱怎么办？”“每天开门挣的辛苦钱，说没就没了？”拆违，作为城市治理的刚性手段，其正当性毋庸置疑。然而，当铁腕治理遭遇底层生计的脆弱现实，一个尖锐的法律与社会问题随之浮现：这些无证商铺经营者的营业损失，究竟能否、又应否获得法律上的补偿？

 

1、法律之墙：无证建筑与营业损失补偿的“绝缘”地带

 

无证商铺，在法律语境下，通常指向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规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未按许可内容建设的建筑物（即“违法建筑”）。《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明确规定，未取得规划许可或未按许可建设的，由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或拆除，且“拆除违法建筑，不予补偿”。

 

“无证”的根源性困境：商铺本身作为违法建筑的物理载体，其存在即缺乏合法根基。根据《民法典》物权编原则，物权的设立需依法进行，违法建筑无法产生合法所有权或使用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附着于违法建筑之上的“经营活动”及其预期收益（营业损失），自然难以被法律承认为应受保护的“合法权益”。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类似案件的裁判要旨中明确指出：“违法建设人对违法建筑不享有合法财产权益，故因拆除违法建筑造成的相关损失，原则上不予行政赔偿或补偿。”

 

国家赔偿的严苛门槛：《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确立了行政赔偿的核心原则——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拆违行为本身系行政机关依法履行法定职责（通常依据《城乡规划法》、《行政强制法》），只要程序合法，即不构成“违法行使职权”。

 

同时，如前所述，无证经营者的营业损失因附着于违法建筑，其“合法权益”属性存疑。因此，通过国家赔偿途径寻求营业损失补偿，几无可能。在（2020）京01行终555号案件中，法院即认为当事人主张的停产停业损失赔偿缺乏法律依据，因其经营场所本身即属违法建设。

 

2、现实之痛：夹缝中的经营者与模糊的“灰色”责任

 

法律层面的“绝缘”并不意味着现实矛盾的消失。龙域中心西侧的无证商铺经营者，其构成与处境往往复杂：

 

被动卷入的经营者：许多经营者并非违建的直接建造者，而是向“房东”（可能是违建的实际建造或控制人）租用场地。他们可能对建筑的合法性瑕疵毫不知情，或轻信了出租方的承诺。投入装修、备货、积累客户，正当经营期盼收益时，却因建筑本身违法而瞬间归零。这种打击对小微经营者尤为致命。虽然从法律逻辑上，其损失可尝试依据《民法典》合同编向出租方（房东）追偿，但现实中房东往往缺乏偿付能力或早已“消失”，维权之路荆棘密布。

 

程序正义的考量与潜在缝隙：即便建筑定性为违法且原则上不予补偿，拆除程序的合法性仍至关重要。《行政强制法》第四章对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拆除规定了严格的程序要求，如事先催告、听取陈述申辩、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并公告、告知救济途径等。若行政机关在拆违过程中存在重大程序违法（如未依法公告、未给予合理搬迁时间），并因此直接导致经营者可搬迁物品、设备等合法财产的毁损或无法及时转移，造成额外扩大损失，则此部分损失可能符合国家赔偿条件。

 

然而，这种赔偿指向的是程序违法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如被砸毁的冰箱、未及搬走的货物），而非抽象的、预期的“营业损失”。在（2019）最高法行赔申247号裁定书中，最高法院虽未支持停产停业损失赔偿，但强调了程序正当的重要性。

 

3、政策与人道的微光：超越法律的“补偿”可能

 

在严格的法律框架之外，实践中偶尔可见地方政府基于维护稳定、体恤民生或特定历史背景考量，出台一些带有“补助”、“帮扶”性质的临时性政策：

 

人道关怀性补助：对于确实存在特殊困难、或经营时间较长、形成一定历史事实的无证经营者，地方政府可能在拆违后，通过民政、街道等渠道，给予一次性困难补助或协助提供就业信息、过渡摊位等，但这属于行政裁量范围内的关怀措施，非法律义务，无统一标准和强制性。

 

特定区域政策：在大型项目推进或特定历史遗留问题区域整治中，有时会配套出台针对搬迁经营者的专项帮扶方案（如北京一些大型批发市场疏解中曾有类似做法）。但回龙观龙域中心西侧这类零散无证商铺点，能否适用此类政策，具有极大不确定性。

 

“拆违”与“拆迁”的界限混淆：社会公众甚至部分经营者常将“拆除违法建筑”与“征收合法建筑进行拆迁”混为一谈。后者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七条，明确包含对合法经营者的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这种混淆导致了对拆违补偿的不合理期待。必须清晰区分：拆违是对违法状态的纠正，无补偿是原则；拆迁是对合法财产的征收，依法补偿是必须。

 

结语：在规则与情理间寻求更优解

 

龙域中心西侧倒下的无证商铺，其经营者的营业损失在法律冰冷的逻辑面前，确实难以找到坚实的补偿请求权基础。违法性阻断了权益保护的通道，这是法治原则下维护规划秩序、实现公平正义的必然代价。然而，法律规则的刚性不应全然遮蔽现实的痛感与治理的智慧。

 

对于龙域中心西侧那些因信息不对称或历史原因被动陷入“无证”困境的经营者，其付出的努力与承受的代价值得社会给予更细致的体察。即使法律无法强制补偿，政府的治理行为仍应渗透人文温度——通过更前置、更透明的普法宣传，让潜在经营者清晰认知风险；通过更规范、更充分的拆违程序保障，避免可挽回的财产损失；通过积极引导和帮扶措施，为受影响的经营者寻找新出路。对于确实存在过错的出租方，相关部门应积极协助经营者固定证据，畅通民事追偿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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