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征收拆迁与危险房屋处置本是两个互不相关的行政行为，但却在一些案件中被人为地联系在了一起，甚至由此造成了被征收房屋遭“解危排险”“紧急避险”由头的强制拆除。那么，这种操作中究竟存在哪些法律问题需要关注？最高人民法院在近期的裁判中对此又持何种观点呢？本文，在明律师事务所的马丽芬律师团队为大家解析这一问题。

基本案情

不同意签约就按危房拆除？

王先生在T市H区大王庄北长路4号10.11拥有合法房屋一处。2019年11月2日，当地区政府作出XX政征【2019】9号《房屋征收决定》，启动区大王庄街李公楼桥旁平房等零散点棚户区改造（旧城区改建）项目，王先生的房屋被列入此次征收范围之内。

仅仅3天之后的2019年11月5日，王先生接到一个电话，电话中自称征收工作人员的男子宣读了一则《危险房屋通知书》，称涉案房屋经区建委申请房屋安全鉴定，鉴定为危险房屋，应停止使用，立即整体拆除。

第二天下午，王先生的房屋便遭受到了强制拆除。王先生对此深感疑惑，随之而来的是极度的气愤——合法所有的房屋，就这样说拆就拆了？

明明完好的房屋，一直在正常居住使用，怎么一说征收就成危房了？带着这些疑问，王先生找到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寻求专业征地拆迁律师的帮助。

经了解，律师得知，此次被列入征收范围的房屋，除了被征收人同意签订补偿协议的之外，其他未达成一致签订协议的房屋，无一例外都被冠以“危房”名义，在短短几天内被拆除殆尽。

再进一步了解，原来，不仅是本项目，H区的其他征收项目也存在这个问题，而当地的其他区县，也有以危房名义进行征收的。

法律分析

“以拆危促拆迁”，行政目的不当

围绕上述情况，本文结合最高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探讨如下几个问题：

1. 谁有权申请危房鉴定？

根据《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第七条和《T市危险房屋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危房鉴定的申请人只能是房屋的所有人和使用人。涉案房屋产权明确，王先生作为所有权人及实际居住使用人并没有委托鉴定。

本案中，由区建委直接申请危房鉴定，该鉴定本身就是无权的。而区建委越过正当鉴定申请人直接委托鉴定之后，并未将此事告知于房屋所有人或使用权人，取得授权，使之配合安全鉴定。

王先生在整个安全鉴定过程中毫不知情。区建委的行为，在没有法律依据的基础上，也不具备合理性和正当性。

2. 危房鉴定应该怎么做？

危房鉴定程序必须严格按照规定实施，而本案中当地区建委并未经实地调查、查勘就直接将涉案房屋认定为危房；

鉴定之前未告知王先生，鉴定过程并未让王先生参与，整个安全鉴定程序不公开不透明；鉴定之后也没有向王先生公开鉴定报告，给予其提出异议、申请重新鉴定的权利。如此程序不合法，必然不能保证鉴定结果的合法性。

3. 以解危排险的方式实现房屋征收搬迁，其目的是否具有正当性？

2019年10月，涉案项目处于就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期限内，区建委在未告知王先生的情况下，越权委托房屋安全鉴定中心进行安全鉴定。

几天后，鉴定报告作出，2019年10月30日，区建委下发《危险房屋通知书》，并作出对涉案房屋进行避险排险的请示，上报区政府。

从本案的上述事实可以得知，这一系列行为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环环相扣的，区建委在房屋征收过程中以其职权实施解危排险，与区政府实施的征收搬迁结果完全一致。

可见，区建委显然是利用职权之便，刻意规避补偿程序，在征收部门未予补偿的情况下，借解除危房为由，行违法强拆之实，其行政目的明显不具有正当性。

对于以“解危排险”名义征收拆迁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发布的典型案例（2015）九行初字第11号《行政判决书》中给出了明确指引。在房屋征收项目中，程序违法是一种常见的违法形式……政府部门为了节省工期，对于已经启动征收程序的房屋，错误地采取危房鉴定和强制拆除的做法，刻意规避补偿程序，构成程序滥用，严重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于此种借紧急避险为由行违法强拆之实的情形，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撤销被诉行为，彰显了行政诉讼保护公民产权的制度功能。

而在2020年作出的（2019）最高法行申11659号行政裁定书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本案征收项目自2015年启动后，虽进行了评估等程序，但在未能与李文霞签订安置补偿协议的情况下，未及时作出安置补偿决定，从而造成征收拆迁工作的拖延。

区政府对大部分房屋已经完成征收，又于2018年对大楼进行危房鉴定，并以案涉房屋属于危房为由组织强制拆除，有滥用职权之嫌……

由此可见，最高法在近两年中对这类案件的裁判尺度、观点是较为一致、明确的。在明律师也提示广大被征收人，对于自己并不“危险”而仅仅是一般性的“老旧”的房屋，通过危房鉴定程序实施征收拆迁的做法本身就是存在巨大疑问的。大家一定要及时咨询专业律师，在全面了解房屋状况和危房鉴定程序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起程序，确保自己的补偿权益不因“危房”这一莫须有的名义而受到损害。